其二，则是相当形象和准确地体现了鲁迅的反“中庸”。鲁迅有《论照相之类》一文，说到“北京特有”的一种现象：即“照相馆选定一个或数个阔人的照相，放大了挂在门口”，只是好景不长，“其人阔，则其像放大，其人‘下野’，则其像不见”——这有点像如今的请“阔人”题词，其人仕途看好，其字高悬；其人“出事”，则其字悄悄消失——然而，他注意到，“要在北京城内寻求一张不像那些阔人似的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照相，则据鄙陋所知，实在只有一位梅兰芳君”。他说，“惟有这一位‘艺术家’的艺术，在中国是永久的。”接着，鲁迅发表了这样一通议论：

异性大抵相爱。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，决没有人爱他，因为他是无性了，——假使我用了这“无”字还不算什么语病。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，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，因为从两性看来，都近于异性，男人看见“扮女人”，女人看见“男人扮”，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，挂在国民的心中。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，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，调采色，弄墨水的人们跋扈。